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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财政原则“量入为出”与“量出制入”的关系

网络整理 2019-06-01 最新信息

唐代有“什一”之说,“什一”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数据,因此重点并不在十分之一的税收比率上,而是在其背后的薄敛精神。更精准的说,是朝廷最基本的需求与开销,稍加计算得出来的比例,如此一来,“量出制入”早已隐含在传统的财政思想当中,只是所“制”之“入”必须不能超过农民收入的十分之一。两税施行之初,尚留有薄敛的色彩,税额或许略有增加,但大体还在什一的边缘打转。到了陆贽掌政的年代,才因为物价下跌超出了这个界线,本来还算合理的税额,顿时间成了百分之百的暴敛。

唐代财政原则“量入为出”与“量出制入”的关系

清文归户单

唐代财政原则“量入为出”

“量入为出”的财政原则,本身也存在着相当的盲点。要实现‘量入为出’的原则,就财政讲,必须有一种制度使所入可以量,配合着记帐制、租庸调及附加税制、均田制,是量入为出财政原则得以实现的原因。中唐以后上述的各项制度渐行败坏,量入为出的原则便出现了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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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税票

但“量入为出”在应用上的问题却不仅于此,在计算朝廷收入的时候,传统的儒家官僚总有种过度的天真与乐观,这使得朝廷对于“入”的情况难有确切的掌握。以前面提到的《平赋书》为例,李翱提出的建议,其实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,他甚至不是以当时唐代的版图来计算土地与税收的,而只是承袭《礼记》以来对于朝廷的理想规划。

很明显的,李翱笔下的大同世界只能见诸文字,完全无法付诸实现。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杜佑的身上,在计算天宝年间户税与地税时,因为对于当时土地与户籍的情况未能清楚的掌握,在许多时候只能够采取概略估算的方式。这当然与中唐以来记帐制的破坏有着很大的关系,朝廷因为这样无法清楚的掌握收入的情况。因此,和李翱的乐观相较,处理实际政务的杜佑较清楚各项利弊,对于数字的掌握却也比较悲观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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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下又注记了这些数目的来源,有关户税是这样的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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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地税的部分:

两汉每户所垦田地不过七十亩,今亦准此约计数。

户税以货币为缴纳的单位,理论上朝廷是较能掌握的。然而朝廷却无法清楚了解各户等间的人口比例,只能将所有户全一体打成八等户计算。虽然颇为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况,但毕竟有着相当程度的误差。地税的问题则较为明显,问题在于没有提出根据,很可能只是单由杜佑推测的每户七十亩地。以这个推估的数据为基础,乘上天宝年间的890万户,每亩地征收二升作物,方得出1240万石的数目。纵使唐代天宝年间平均每户真能分到七十亩地,1240万石的数据看似准确,却也充满漏洞。因为地税的征收物,因各地的作物相异而有所不同,4901240万石只是各种谷物含混的总和。

杜佑在租庸调收入的计算上,同样也显现出这样的问题,只是不断的推估,缺乏实际而精密的计算。这一方面是出自于租庸调法的复杂性,造成朝廷在计算实际收入上有着相当的困难。杜佑计算天宝年间总收入如下:

唐代财政原则“量入为出”与“量出制入”的关系

这些数目,都是征收额乘以应客户后所得的数据,都只是不精确的推估。光是田租的部分,每年便因各种因素有所放免与折纳。有些地区甚至纳米不纳粟,根本不能笼统的混淆计算。杜佑列举这些收入的项目,目的虽只是使人明了天宝年间的收入概况,对于实际运作的情况,却又是绝口不提。当然,这自然与中唐以来记帐制度破坏有着很大的关系,使的朝廷失去了“量入”的工具。儒家官员失去了准确的依据,结果只能仰赖经验的评估。

唐代财政原则“量入为出”与“量出制入”的关系

总之,朝廷对于“入”没能有个清楚的拿捏,这是“量入为出”观点的官员最大的盲点。

唐代财政原则“量出制入”

纵使如此,陆贽本身依旧是坚决的反对“量出制入”的财政原则,他的看法,与李翱确实也有相合之处:

唐代财政原则“量入为出”与“量出制入”的关系

强调“量入为出”的朝廷,是以“什一之税”的税收为基础。因此在理论上,人口若是没有明显的增加,朝廷的收入是固定的。中唐以前唐朝廷能够持续稳定的扩大规模建制,又不落于类于后期那样财政困迫的窘境,便是立基在人口增加的基础上。既然朝廷掌握了大量的户口,所有的税征统合起来依旧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。只是安史之乱后,朝廷掌握的户口一下由近九百万户降至不及两百万户,终唐代掌握之户口也不过在三百万户上下打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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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,朝廷的开销又因为各种因素增加,或因边防支出、藩镇支出,乃至于满足皇帝与王公大臣的个人嗜欲,使的唐室开支居高不下,财政才会渐渐的走入这样的绝境,不得不以增税的手段来解决问题。因此,关键本身还是在于朝廷本身的节约,税收多少倒还是其次的问题。朝廷没有恤民的襟怀,却还不断的以自己的需求为基准,不断的向百姓索取赋税,正失去了传统政治思想中“薄敛”的价值。失去了这个“恤民隐”的精神,国家又那能长久的运作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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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契 尾契

况且,“量出制入”的理财方式本身便存在着一种“家天下”的气息,有着随征即用的特点,容易造成一种王室财政即国家财政的错觉,而这是这种错觉,也成为陆贽一派的传统官员大力的挞伐“量出制入”的原因。虽然长久以来“量出制入”的观点早融入“量入为出”的理财方式中,是一种如同副交感神经一般的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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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年间收税凭据

“量入为出”与“量出制入”的关系

但这并不表示“量出制入”的原则目的在完全摒弃了“量入为出”的理财方式,“量出制入”也可以理解作“财政收支的预测和先期安排”,是一种隐含近代预算制度的理财概念。因此,据顾峦斋先生的看法,“在量出制入得到短暂的使用后,赋税理论似又回归了量入为出。这种回归在更大程度上并非因后者更方便使用,而是取决于皇帝的意志。”总之,两者之间的界线并不如一般想像的这么巨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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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照

陆贽在批评的过程中,不免加强了对方论点的漏洞。当然,陆贽所对话的对象,不只是早已逝去的杨炎,更是经过数年时弊催折下,早已漏洞百出的两税法。

“量出制入”的赋税精神,毕竟没有受到国家的重视。“量出制入”的规划,本在借由“制入”紧紧抓住国家开销的水龙头,这时却被巧妙的理解为“量出为入”。毕竟“量出制入”原则只是暂时用以预估与安排财政收支的方式,会出现这样的发展也是很自然的。杨炎死后不久,地方节度使要求行增加两税额,国家也没能拒绝其要求。讲到最后,依旧无法摆脱无度需索的批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陆贽的批评确实也切中问题的核心。国家在危难之下,已渐渐无法维持早期的理性,为了维持运作,不得不渐往剥削的路上前进。


参考文献:

  • 《四书章句集注》
  • 《陆贽集》
  • 《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》
  • 《唐代经济思想研究》
  • 《礼记译解》
  • 《唐代财政史稿》
  • 《通典》
  • 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

本文作者:历史真鉴(今日头条)

原文链接:http://www.toutiao.com/a6696386098626560515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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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gs:杜佑 ? 陆贽 ? 李翱 ? 礼记 ? 汉朝 ? 均田制 ? 儒家 ? 农产品 ? 农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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